昆曲历史：八、风雨经年枯枝春发

建国后昆曲的复苏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南北昆曲演员受到重视，并开始活跃起来，主要的昆曲演员得到了政府的安排，昆曲演员归位。1949年10月，在开国大典的庆贺晚会上，北昆侯永奎应邀在怀仁堂演出《林冲夜奔》。接着，北昆名角韩世昌、白云生、侯永奎等受聘为华北人民文工团教员，并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昆曲。政府还将在河北农村的侯玉山、孟祥生、魏庆林、侯炳武、白玉珍等接到北京。不久，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，不少北昆演员就在剧院任教员，后侯玉山调任解放军总政文二巨团舞蹈教师。

在南方，1949年11月，朱传茗、沈传芷、张传芳、郑传鉴、汪传铃、方传芸、王传蕖、沈传芹、薛传钢、周传沧、周传瑛、沈传锟等“传字辈”演员在上海会合，以原“新乐府”的名义在同孚大戏院连续演出一个月。梅兰芳、俞振飞也在中国大戏院演出《游园惊梦》，“传字辈”演员参演《堆花》。年后，“传字辈”演员移师恩派亚大戏院继续上演昆曲。俞振飞参演《梳妆·掷戟》，后随梅兰芳剧团赴天津演出《断桥》。1951年4月，“传字辈”演员应邀赴苏州开明大戏院演出昆曲，苏、沪曲友也参与了演出。在此期间，汪传铃被安排入新安旅行团（上海歌剧院前身）任教，方传芸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（上海戏剧学院前身）任讲师，1951年3月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后陆续聘请了朱传茗、沈传芷、薛传钢、郑传鉴、张传芳、周传沧、华传浩、王传蕖等任职。建国初期，只有浙江的三个昆曲团：周传瑛、王传淞所在的国风苏剧团易名为国风苏昆剧团，后在杭州改名为“国风昆苏剧团”；温州的原新同福、新品玉等流散演员成立了巨轮昆剧团，后改名为“永嘉昆剧团”；金华地区宣平县由民生乐社坐唱班改建的宣平昆剧团，后改名为“武义昆剧团”。

在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方针的指导下，昆曲演员从绝境中走出，以强烈的翻身感和事业心继续着古老昆曲的传世事业，投身于建国初期的“戏改”工作，对于昆曲艺术也有了新的认识。昆曲的复苏，从一开始就在新的思想指导下，注重于剧目的精益求精和改革出新，并在演出实践中，使古老的昆曲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。

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洪异逝世二百五十周年，由张宗祥发起，田汉、洪深促成，浙江国风昆苏剧团于1954年夏起尝试改编洪昇名作《长生殿》。改编强调了原著的思想性，采用原著的《定情赐盒》、《进果》、《鹊桥密誓》、《小宴惊变》、《骂贼》、《埋玉》诸出，重新进行整理编排。其中《骂贼》、《埋玉》两出的表演久已失传，系全新设计表演，仍与流传的《长生殿》折子戏的表演十分和谐。后来，该剧又进行修改，《进果》一出后增《舞盘》、《傍讶》，《密誓》后增《边报》，删去《骂贼》一出，把戏集中在李、杨爱情悲剧的主线上，使全剧情节流畅，主题鲜明，传统的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好的发挥。该剧由周传瑛饰唐明皇，张娴饰杨玉环，王传淞饰高力士，沈传锟饰杨国忠，周传铮饰安禄山，包传铎饰陈玄礼，朱国梁、张艳云饰算命夫妇，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先后公演，社会效果极佳。他们又对《风筝误》及折子戏《下山》、《出猎·回猎》、《梳妆·跪池》等也进行了加工提高，去芜存著。这些点点滴滴的改革举措，已在“推陈出新”的道路上走出了最初的一步。

1954年春，华东戏曲研究院招收的建国后第一批昆曲学员开学，主要由“传字辈”演员任教，第二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正式成立，该班即为第一届昆曲演员班，继续学戏。数年后，该班学员成为中国昆曲舞台的骨干演员。1954年9月至10月，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，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赴沪，上海、杭州两地的“传字辈”演员合作演出，王传淞的《相梁·刺梁》、朱传茗的《思凡》、周传瑛的《长生殿·小宴》、华传浩的《醉皂》等皆精妙绝伦，尤其是汪传铃和方传芸借鉴乱弹新创排的昆曲小武戏《挡马》，技艺超群，众口交赞。这次演出，既体现了“双百”方针的正确，也显示了古老昆曲的无比魅力。1955年2月，北京举行昆曲演出，上海的朱传茗、沈传芷、华传浩、汪传铃、方传芸等演出《断桥》、《醉皂》、《挡马》、《芦林》，月匕京的韩世昌、白云生、侯玉山、侯永奎、白玉珍、马祥麟、魏庆林、傅雪漪等演出《饭店认子》、《胖姑学舌》、《琴挑》、《夜巡》、《钟馗嫁妹》，历经风雨的南北昆曲演员在北京欢聚一堂，为建国后南北昆曲的观摩交流开了先声。

满城争说《十五贯》

建国后昆曲改革的第一大成果，当属浙江昆苏剧团的《十五贯》。1956年4月，该剧在北京演出四十六场，出现了满城争说《十五贯》的盛况。

《十五贯》自清初创作以来，演出近三百年，“传字辈”演员保留了十余出戏，还经常串演“全本”，国风苏剧团时期也曾演出过昆曲苏滩合唱本，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影响。为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，1955年，浙江省文化部门领导黄源、郑伯永和国风昆苏剧团的周传瑛、王传淞、朱国梁、陈静组成六人小组，着手整编该剧，集体讨论，陈静执笔，边改边排，边排边改。1956年1月完成排演，全剧八场：《鼠祸》、《受嫌》、《被冤》、《判斩》、《见都》、《踏勘》、《访鼠》、《审鼠》。新年伊始，便在杭州、上海试演，受到文艺界的好评，陆定一邀请《十五贯》剧组进京汇报演出。4月1日，浙江省文化局宣布国风昆苏剧团改制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，周传瑛为团长，蒋笑笑为副团长，并于4月5日率团进京演出。先是两场观摩演出《十五贯》、《长生殿》；自4月10日至5月27日在广和剧场公演《十五贯》，观众达七万余人，引来满城争说《十五贯》的盛况；其间，还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《十五贯》，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，周恩来总理回京即去广和剧场看戏，给予了支持和鼓励。5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从“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”谈起》。从当时的昆曲境遇而言，《十五贯》虽非尽善尽美，但它确实改变了昆曲的处境，对昆曲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。

《十五贯》载誉而归时，沿途在天津、济南、南京、镇江、苏州等地演出，也频获赞誉。7月即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，传播全国及东南亚。这时，全国各地剧种普遍移植《十五贯》，争相上演，时称“千千万万贯的《十五贯》”，影响极大。在1957年紫光阁会议上，周总理说：“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，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，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了。”自此以后，昆曲殊获“兰花”的雅称。

《十五贯》是昆曲“推陈出新”的范例，剧本改编成功，演员表演精彩。改编本批判地方官过于执的主观臆测和过于自信，批评周忱的官僚处世哲学，颂扬清官况钟的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，以及为民申冤不惜前程的精神。这三个典型，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。改编本删除一条线索，以熊友兰与苏戌娟的冤情为情节线索集中提炼，突出思想教育意义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，保留传统精华，情节紧凑，语言通俗。改编本既有主题倾向的时代性，又有戏剧内涵的哲理性。舞台表演上将重点放在况钟、娄阿鼠、过于执、周忱四角身上，分别由周传瑛、王传淞、朱国梁、包传铎扮演，各擅其长。尤其是周传瑛与王传淞的表演，有口皆碑。周传瑛以小生行演老生，打破程式化的表演，融合老生的稳重严肃与小生的风雅潇洒，动作目的性强，简练而不重复；与朱国梁、包传铎、王传淞的对手戏《踏勘》、《见都》、《访鼠》，分寸适度，紧扣人心，处处见性格；在《访鼠》中勾心斗角而又妙趣横生，精妙之极。王传淞底子深厚，所演丑角娄阿鼠以技巧擅胜，注重人物的外形与内心刻画入微，无处不活灵活现；《鼠祸》的出场，《受嫌》的混迹人群，其举手投足，挤眉弄眼，缩颈哈腰转身，既有鼠形又有贼性；尤在《访鼠》一场，调动浑身解数，以五官挪位的表情技巧、凳上矮子功的变化无穷，加上白口的语气声调，跟周传瑛的“测”配合得恰到好处，纹丝不差，二者对立统一，水乳交融，处处表现出人物的内心矛盾，可谓“绝活”。

《十五贯》是建国初期昆曲改革的杰作，也是昆曲走上再兴之路的标志。

《十五贯》对昆曲界的巨大影响

《十五贯》的成功，推动了昆曲的发展步伐，对昆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关怀下，昆曲得到了格外的重视，整编剧团，组织演出，昆曲接班人走上舞台，四、五年间形成了中国昆曲的基本格局。

当时，昆曲剧团只有上文所说的浙江三家，浙江昆苏剧团、永嘉昆剧团和宣平昆剧团（1957年改名武义昆剧团）。《十五贯》演出成功后，1956年10月，江苏在苏州市苏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苏昆剧团。1957年6月，北京在北方昆曲代表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。1957年11月，湖南嘉禾创办湘昆学员训练班，由原“昆文秀班”艺人任教，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2月成立郴州专区湘昆剧团，1964年9月改名湖南省湘昆剧团，1966年3月改名湖南省昆剧团。1960年3月，在北方昆曲剧院的影响下，河北文化部门召集流散的北昆教师和演员，在保定市京剧团的基础上成立河北省昆曲剧团，同年6月即与河北省京剧团合并，改名河北省京昆剧团。1961年8月，由原上海戏曲学校昆班、京班的学员组成上海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，1962年8月改名上海青年京昆剧团。昆曲的艺术队伍经整编后，全国各地已有八个演出团体。

《十五贯》的成功，直接推动了昆曲的演出活动。1956年9月，在苏州举办了昆曲观摩演出，“传字辈”演员周传瑛、王传淞、朱传茗、华传浩、郑传鉴、张传芳、包传铎等，还有京、沪、苏、浙的白云生、马祥麟、俞振飞、徐凌云、徐子权、张娴和青年演员张继青等，另有上海戏校的学员和沪、苏的曲友也参加了演出。接着，11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南北昆曲大会演。北京组织了以韩世昌为首的北方昆曲代表团赴沪，主要演员有韩世昌、白云生、侯永奎、马祥麟、侯玉山、傅雪漪、沈盘生、徐惠如等，还有青年演员李淑君、丛兆桓、孔昭、崔洁、林萍等；浙江有以周传瑛、王传淞为首的浙江昆苏剧团的主要演员和“世字辈”随团学员；上海有俞振飞、言慧珠、徐凌云、朱传茗、张传芳、沈传芷、华传浩、郑传鉴、汪传铃、方传芸、王传蕖、薛传钢、周传沧、顾森柏、郭建英等，以及上海戏曲学校昆班学员。共演出二十六天三十场，一百二十四个折子戏和五个本戏《白罗衫》、《渔家乐》、《十五贯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贩马记》。这次南北昆曲的示范交流，显示了昆曲丰厚的艺术传统，昆曲学员的演出亦颇引人注目。会演后，北方昆曲代表团应邀赴杭州、苏州、南京继续交流演出。南北昆曲的交流演出社会影响很大，可以说是近百年昆曲演出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举。

此外，各地昆曲剧团组建后都有频繁的演出活动，就是在河北文安、雄县、霸县、静海的昆弋子弟会和浙江建德、兰溪的坐唱班组建的小昆团也在当地乡镇多次演出，业余的曲社曲友也兴致勃勃举行同期唱曲或串演活动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这一时期，各地纷纷开班培养昆曲接班人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昆曲学员逐渐从课堂走上了舞台，给古老的昆曲舞台吹进了一股春风。

较早培养学员的要算是国风昆苏剧团，1952年，该团随团子弟就开始以“世字辈”排名；改制为浙江昆苏剧团后，1960年开始培养“盛字辈”（后未以“盛”字排辈）学员。1956年成立的江苏省苏昆剧团，当时已有1953年苏州市民锋苏剧团培养的“继字辈”，改建为江苏省苏昆剧团后，又接着培养“继字辈”学员，1959、1960年间开始培养“承字辈”（后未以“承”字排辈）学员。1955年上海戏曲学校的昆班是1954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招收的，1959年又招收一个昆班，前后两班时称“昆大班”与“昆小班”。而后各地相继招收昆曲学员，有1957年湖南郴州专区开办的嘉禾昆曲学员训练班，三年后在该班基础上成立郴州专区湘昆剧团；1957年温州专区戏曲学员训练班昆曲班为永嘉昆曲团招收学员；1958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学员班；1958年江苏省戏曲学校创办昆曲班；1959年浙江省戏曲学校也创办昆曲班；1959年河北的高阳县北昆戏曲学校开办招生，两年后该校并入河北省戏曲学校昆曲科；1960年苏州专区戏曲学校设立苏昆班；1961年浙江的武义昆剧团为金华昆曲开办昆曲演员培训班。

最早走上昆曲舞台的学员也是浙江国风昆苏剧团的“世字辈”，接着是江苏省苏昆剧团的“继字辈”和北方昆曲剧院的青年演员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相继登上舞台。60年代初，上海戏曲学校“昆大班”也走上舞台，后组建京昆实验剧团，又改建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。这时期，在南北昆曲舞台上最亮丽、最有青春朝气的昆曲演出，就是由各地培养成才的年轻的昆曲演员表演的。

1956年挂牌的浙江昆苏剧团，已有历年来培养的“世字辈”早期青年演员，如朱世藕、龚世葵、王世瑶、张世萼、汪世瑜、张世铮、沈世华、王世菊等，在随团演出中，得到“传字辈”的提携，成绩斐然。早在1953年，张世萼、朱世藕就在《牡丹亭》中分饰柳梦梅、春香。1958年在南京演出《风筝误》、《鸣凤记》期间，“世字辈”就在南京大学和世界剧场演出折子戏，有张世萼、包世蓉、徐冠春的《断桥》，汪世瑜、顾世芬的《琴挑》，张世琤、杨世汶、吴世芳的《连环记·小宴》，华世鸿、周世瑞的《问探》，钦世江、王世菊、顾世芬的《闹学》等。“世字辈”学戏早，能戏多，在当时是很主要的一批青年演员。

1957年春节期间，江苏省苏昆剧团“继字辈”演员组队在江苏、上海的市县乡镇作实习巡演，扩大青年演员的影响。1957年江苏省首届戏曲观摩大会，“继字辈”参演了《断桥》、《访鼠测字》，张继青、柳继雁初露头角。1960年，以张继青、范继信、姚继焜等十三名“继字辈”演员赴南京，与江苏省戏曲学校首届昆班学员合并，组建驻地南京的江苏省苏昆剧团，与苏州原团异地并存，加强青年团的力量。1961年，两团联合在上海公演，历时十九天演出二十四场，剧目有《盗令》、《杀惜》、《思凡》、《断桥》等，张继青主演的《痴梦》、《窦娥冤》蜚声剧坛，回南京后继续在世界剧场公演，沪、宁两地的专家对江苏培养的成批的青年演员备加赞扬。

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建院时，已有青年演员侯少奎、白士林、李淑君、丛兆桓等，后来又有本院培养的洪雪飞、张玉文、许凤山、马玉森、张敦义等青年演员，新人的队伍也比较强，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北昆舞台散发出沁人的清香。北昆编演的几台大戏《文成公主》、《李慧娘》、《晴雯》、《渔家乐》，青年演员大多担任了主要角色，频获观众赞赏。李淑君、侯少奎的《千里送京娘》，李淑君的《奇双会》、《昭君出塞》，侯少奎的《单刀会》、《夜奔》，张玉文的《棋盘会》，白士林的《挑滑车》，周万江的《山门》，洪雪飞的《活捉》、《斩娥》等，各擅其能，表现了鲜明的北昆特色。

1957年，上海戏曲学校昆班学员，在长江剧场首次实习公演《出猎回猎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、《钟馗嫁妹》、《问探》、《寄子》等后，就经常在舞台上展现风采，而后又排演了《连环记》、《渔家乐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调风月》、《牡丹亭》等大戏。在1961年毕业之前，华文漪、张洵澎、岳美缇、王芝泉、梁谷音、刘异龙、蔡正仁、王英姿、金采琴、计镇华、顾兆琳、方洋、张铭荣等已小荷初露，深得观众喜爱，演出的折子戏如《游园惊梦》、《琴挑》、《偷诗》、《断桥》、《盗草》、《长生殿·小宴》、《迎像哭像》、《弹词》、《拾柴·泼粥》、《出猎回猎》、《走雨·踏伞》、《问探》、《拜月》、《湖楼·受吐》、《相梁·刺梁》、《寄子》、《思凡》、《下山》、《醉皂》、《盗甲》、《三闯》、《山门》、《挡马》、《扈家庄》、《百花赠剑》、《钟馗嫁妹》等，色彩纷呈。1960年的进京演出和在济南、蚌埠、芜湖等地的巡演，华文漪等青年演员已受到戏曲界的注目。1961年毕业前后排演《红楼梦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墙头马上》，12月以“上海青年京昆剧团”的名义赴香港演出，被香港新闻界誉为本港的一件盛事，回沪时又在广州演出，上海“昆大班”以整齐的阵容、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广泛的好评。

1962年12月，苏、浙、沪两省一市的昆曲会演在苏州举行，参演的剧团有江苏省苏昆剧团、浙江昆苏剧团、上海青年京昆剧团、上海戏曲学校昆班、永嘉昆剧团、武义昆剧团等六个昆剧团五百余人，演出十四场。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、学员达四百人，占出场演员的百分之八十，标志着昆曲后继有人的欣欣向荣局面。张继青、汪世瑜、华文漪等一大批昆曲新秀崭露头角，受到昆曲界前辈的热情赞扬。会演期间，前辈艺术家作了示范表演，北方昆曲剧院、湖南郴州湘昆剧团的代表以及宁波昆曲的老艺人，也演出了各具特色的剧目。各路昆曲人马汇聚昆曲的故乡苏州，商讨艺术大计和培养接班人事宜，大欲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昆曲事业。但紧接不久，就有“山雨欲来”的政治形势的突变。

“文革”前后的昆曲形势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1964年，全国戏曲界提倡编演戏曲现代戏，作为古老剧种的昆曲，被看作是最难表现现代题材的剧种，不过昆曲在尝试编演现代戏方面跟其他剧种一样，也是比较早的。1958年，北方昆曲剧院首先排演了《红霞》，而后有浙江昆苏剧团的《寻宝记》、上海戏曲学校昆班的《海上渔歌》、湖南省嘉禾昆班的《钢铁火焰山））： 1959年，江苏省苏昆剧团也排演了《活捉罗根元》。这些新剧目的排演，仅是一种试验性的习作，都是不很成熟的作品，引起了戏曲界的讨论，有一种意见认为，昆曲还是擅长于表现古代题材。于是，在1960年至1963年间，昆曲重新编演了不少古代戏，主要的有上海戏校的《红楼梦》、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《白罗衫》，浙江昆苏剧团的《西园记》、《三关排宴》、《燕燕》，北方昆曲剧院的《文成公主》、《玉簪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千里送京娘》、《五人义》、《雷峰塔》、《李慧娘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晴雯》，郴州专区湘昆剧团的《劫皇纲》、《夜珠公主》，等等。但是，从1963年起，戏曲编演现代戏已经形成热潮，昆曲也不例外，几乎新上演的全是现代戏，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北方昆曲剧院的《飞夺沪定桥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，江苏省苏昆剧团的《黄海前哨》、《焦裕禄》，浙江昆苏剧团的《红灯传》、《芦荡火种》，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《琼花》，湖南省湘昆剧团的《腾龙江上》、《女飞行员》，等等。

昆曲自《十五贯》演出成功以来，十年间，事业得到了发展，演出不断，接班人也走上了舞台，而且成为昆曲演出的主要力量。昆曲的演出剧目除传统折子戏外，改编和创作了不少新剧目，其中既有古典名剧的整理改编，也有古代题材的新创作以及戏曲现代戏，已经形成了新中国昆曲的剧目格局。

但是，在1964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《李慧娘》被点名批判以后，昆曲的形势急转直下，很快就陷于覆灭的境地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全国的昆曲院团先后被撤销。1966年，北方昆曲剧院被撤销；河北省京昆剧团被解散；江苏省苏昆剧团被撤销，苏州团改建为红色文工团，南京团改组为江苏省京剧团二团（1972年恢复江苏省苏昆剧团并撤回苏州）；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昆剧队被撤销，1973年整团解体。1968年，永嘉昆剧团被撤销。1969年，湖南省昆剧团被解散（1972年恢复为郴州地区湘昆剧团）；武义昆剧团与婺剧团合并而告终。

1976年，“文革”后，昆曲院团开始陆续恢复，最先重组的是永嘉京昆剧团，1979年撤京留昆，恢复永嘉昆剧团。1977年，浙江恢复浙昆，重组为浙江昆剧团；上海新建上海昆剧团；江苏重组江苏省昆剧院并调回南京，重组后的江苏省苏剧团仍留苏州，1982年恢复原名江苏省苏昆剧团。1979年，北方昆曲剧院恢复建制。1984年，郴州地区湘昆剧团正名为湖南昆剧团。昆曲学员班也恢复招生：1978年，浙江昆剧团招收“秀字辈”（后未以“秀”字排辈）新人，江苏省戏曲学校改称为江苏省戏剧学校并开设昆剧科招收学员，湖南省艺术学校湘昆科招生，浙江平阳开办永昆学馆招收新学员。1985年，湖南郴州地区艺术学校创办湘昆科并招生。1986年，上海戏曲学校招收昆三班学员。

“文革”后，全国共有七个昆曲专业剧院团，即北方昆曲剧院、江苏省昆剧院、江苏省苏昆剧团、上海昆剧团、浙江昆剧团、湖南昆剧团、永嘉昆剧团，除水嘉昆剧团于1991年后停歇活动外，其他六个院团也就构成今日中国昆曲演出团体的基本布局。

“文革”后的昆曲演出活动很快就恢复起来，并且举办了两大昆曲活动。

1977年，首先由浙江昆剧团复团演出了《十五贯》、《西园记》、《长生殿》，湖南昆剧团也恢复古装戏的演出，并移植了《逼上梁山》，江苏省昆剧院建院公演《十五贯》。

1978年，上海昆剧团也以《十五贯》作建团公演。最令人鼓舞的是，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复院，《李慧娘》得以昭雪，隆重演出。全国各昆曲院团在恢复演出的同时，更重视院团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如1979年有浙江昆剧团与湖南昆剧团的联袂演出，江苏省昆剧院学习北昆《李慧娘》；1980年上海昆剧团学习北昆《晴雯》，也到郴州与湖南湘昆交流，接着湘昆还邀请“传字辈”和上海戏校的教师传授折子戏；1981年上海昆剧团应永嘉昆剧团之邀，派员支援排演新剧目；江苏省昆剧院邀请“传字辈”老艺人授戏。自1977年至1981年间，各院团接连创排新戏，如浙江昆剧团的《慰忠魂》、《难忘的一天》、《杨贵妃》，上海昆剧团的《蔡文姬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、《红娘子》、《烂柯山》、《钗头凤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唐太宗》，江苏省昆剧院的《关汉卿》、《吕后篡国》、《西施》、《朱买臣休妻》、《鉴湖女侠》，北方昆曲剧院的《桃花扇》、《血溅美人图》，永嘉昆剧团的《百花公主》等，初步形成交流演出折子戏和编演新剧目的局面。

1978年4月，三省一市昆曲工作者座谈会在南京举行，讨论昆曲艺术的继承和改革问题。昆曲在获得发展机缘的新形势下，第一次将继承和改革问题作为议题进行讨论。与会的浙江、湖南、江苏和上海的代表二百多人（北昆尚未复院，没有参加），广泛地就此重大问题发表了意见，认为继承与改革都很重要。主办单位江苏省昆剧院作汇报演出《十五贯》、《游园》、《狗洞》等，俞振飞、周传瑛、王传淞、郑传鉴、方传芸、倪传钺、邵传镛、张娴和湘昆雷子文等名家作了示范表演，有《太白醉写》、《贩马记》、《梳妆》、《上路》、《访鼠测字》、《寄子》、《刘唐下书》、《山亭》等。

1980年4月，在上海举行了“俞振飞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”活动，文化部、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专程赴沪，上海及有关省市的文化领导和艺术家，以及京昆工作者和爱好者干余人出席。俞振飞演出了《太白醉写》，与张君秋合演《贩马记·写状》，祝贺演出有上海昆剧团的《断桥》、江苏省昆剧院的《痴梦》、浙江昆剧团的《写本》、湖南昆剧团的《醉打山门》、北方昆曲剧院的《干里送京娘》等。活动期间，举行了昆曲推陈出新座谈会，对昆曲的现状及改革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，在肯定昆曲要“推陈出新”的基础上，俞振飞提出了改编昆曲古典名著的初步设想。

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

1981年11月，“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”活动在苏州举行。“传字辈”健在的十六位表演艺术家周传瑛、王传淞、姚传芗、沈传锟、包传铎、郑传鉴、方传芸、张传芳、周传沧、王传蕖、邵传镛、倪传钺、沈传芷、薛传钢、刘传蘅、吕传洪等虽年逾古稀，然皆精神焕发地参加了活动。这是对“传字辈”的纪念，也是对昆曲重视的一次盛会。文化部、中国文联、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江苏、浙江、上海的文化界领导出席了大会，全国文艺界人士闻讯而至，与会人数达一千二百多人。

昆曲传习所，亦称昆剧传习所（参见上文），这次活动概称“昆曲传习所”。大会肯定和表彰了昆曲传习所和“传字辈”艺人六十年来对昆曲事业所作出的历史功绩，文化部向十六位“传字辈”演员赠送了纪念匾。大会还对昆曲艺术的推陈出新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理论探讨，就抢救昆曲遗产达成了共识，确定了“统一规划，分散教学，集中汇报”的抢救、继承的方针。这是面对昆曲现实的正确的，也是关系到昆曲艺术发展的首要的方针。在讨论继承与改革的初期阶段，达成抢救昆曲遗产的共识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这也是当年昆曲传习所以“传”字排辈的原旨。会议提出了“抢救、继承、改革、发展”的八字方针，并指出在贯彻“三并举”方针时，不搞一刀切，要照顾到昆曲的历史地位和艺术特点，既应该像《十五贯》那样推陈出新，保存优秀的传统剧目，也应该探索表现现代生活的途径。

大会期间，“传字辈”老艺人和俞振飞、张娴联袂演出了两台传统折子戏：邵传镛的《鸣凤记·吃茶》，郑传鉴、周传瑛、包传铎的《千忠戮·打车》，沈传锟的《风云会·访普》，倪传钺的《精忠记·交印》，周传瑛、张娴、包传铎的《鸣凤记·斩杨》，俞振飞、姚传萝的《玉簪记·琴挑》，刘传蘅、王传淞的《打花鼓》，周传沧的《探庄》，俞振飞、郑传鉴的《千忠戮·八阳》，刘传蘅、薛传钢的《渔家乐·刺梁》，沈传芷和青年演员张向澎的《长生殿·小宴》，还有青年演员张继青的《寻梦》，小演员张志红的《惊梦》等。同时有五场交流演出：上海昆剧团计镇华、华文漪主演的《钗头凤》，江苏省昆剧院张继青主演的《鉴湖女侠》，浙江昆剧团汪世瑜、王奉梅主演的《杨贵妃·惊变》和现代小戏《人情钱》，浙昆学员班的传统折子戏，江苏戏校昆剧科学员班的《哪吒》。

纪念活动结束后，江苏、浙江、上海两省一市的中青年演员掀起了学戏的热潮，由“传字辈”艺术家教授传统折子戏，“分散教学”活动非常频繁。

1982年5、6月，在苏州又举行了江苏、浙江、上海两省一市昆剧会演，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及美国、法国、瑞士，有一千四百余人。会演“集中汇报”学戏的成绩，展示了昆曲中青年演员的艺术风貌，昆曲界又重新集结力量，将继承与振兴昆曲的使命落在建国后培养的第一、二代甚至第三代接班人身上。会演演出了三台大戏，上海昆剧团改编的《牡丹亭》、江苏省昆剧院按原著整理的《牡丹亭（上集）》、浙江昆剧团新编的《杨贵妃》，还有十台折子戏三十四出；俞振飞、郑传鉴、侯玉山、马祥麟等著名艺术家作了示范表演；永嘉昆剧团演员也参加了汇报演出。在会演中，一些知名的中年演员如计镇华、蔡正仁、华文漪、梁谷音、岳美缇、刘异龙、王芝泉、张继青、董继浩、范继信、汪世瑜、王奉梅等，表演艺术更见光彩，青年演员如石小梅、张志红、袁丽萍、胡锦芳、林继凡、陈同申等，也初露头角。会演结束，十六位“传字辈”老艺人获“荣誉奖”，江苏省昆剧院、上海昆剧团、浙江昆剧团、江苏省苏昆剧团获“继承革新奖”。会演期间，张庚、王朝闻作了有关学术报告，文化部就“推陈出新”问题再次召开了座谈会，重申了昆曲的“抢救、继承、改革、发展”的方针，还专题讨论了昆曲音乐的改革问题。这次会演，进一步推动了昆曲传统剧目的抢救、继承工作，也促进了昆曲艺术的继承与革新的研究工作。